典型問題是文藝理論和文藝創作中的重大課題。恩格斯說：「現實主義的意思是除細節的真實外，還要真實地再現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恩格斯給現實主義所下的這一經典定義，是對現實主義文藝的全部經驗的科學概括和總結。我們從這一定義中不僅可以看出典型問題在馬克思主義美學中所佔的重要地位，而且可以看出典型問題的核心就是如何「真實地再現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紅樓夢》之所以是古典小說的現實主義發展的高峰，就在於《紅樓夢》極其成功地、真實地再現了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本文主要就曹雪芹在典型創造上的卓越才能、可貴經驗和重大貢獻提出我的一些看法。
一
什麼是典型?很多同志都把典型理解為共性與個性的有機的統一。在如何實現共性和個性的有機的統一的問題上，歌德就他和席勒在創作手段上的分歧，談過一段很有意思的話：「詩人究竟是為一般而找特殊，還是在特殊中顯出一般，這中間有一個很大的分別。由於第一種程序產生出寓意詩，其中特殊只作為一個例證或典範才有價值，但是，第二種程度才特別適宜於詩的本質，它表現出一種特殊，並不想到或明指到一般，誰若是生動地把握住特殊，誰就會同時獲得一般」。１歌德在這裡所說的他和席勒在創作手段上的這種分歧，在實質上是是否堅持形象思維這一文學藝術創作的根本規律來進行文藝創作的分歧。因此，很多同志為了反對在藝術創作中違反形象思維的傾向，特別強調：「作家應該從個別出發，從探索個別以求一般……如果他能很好地把握住了某一時期最有特徵意義的個別，也就能夠把握住一般，如果他能夠通過眾多鮮明獨特的個別，而充分地把握了一般，把一般高度地統一於『這一個』之中，他就能創造出典型」。２這些理解無疑是正確的。
但是，我們也應看到如果只強調個別，像歌德那樣認為在進行創作時根本「不想到」甚至「意識不到」一般，只要「把握了特殊」，就能自然而然地「獲得一般」，從而放棄對人物的典型性的注意，則是值得商榷的。恩格斯說：「主要人物是一定的階級和傾向的代表，因而也是他們時代的一定思想的代表，他們的動機不是從瑣碎的個人慾望中，而正是從他們所處的歷史潮流中得來的」。３恩格斯的這一段話，可以說是衡量典型人物所概括的階級的、時代的本質及其深度和廣度的尺度。恩格斯在這裡強調的是典型人物的階級性、傾向性和時代性。三者之間的關係及其根源，在文藝創作中如果根本「不想到」甚至「意識不到」一般，只從個別出發，是永遠創造不出成功的典型的。當然，還必需十分注意對「有代表性的性格作出卓越的個性刻畫」，４「是典型，但同時又是一定的『單個人』」５只有當人物的來自歷史潮流的體現了階級本質、思想傾向和時代特色的有機統一的典型性，是通過獨特生動的個性體現出來的時候，這樣的人物才能稱得上真正的典型。
《紅樓夢》寫了四百多人，其中不下數十人都是這樣的成功的「典型，但同時又是一定的『單個人』。」曹雪芹在從個別出發的時候，他不是不想到或意識不到他通過個性所要表現的共性，而是深思熟慮地思考著他在個性中所要表現的共性。他是自覺地把個性化與本質化有機地結合在一起進行的。他借《紅樓夢》中的人物之口，明確地要求「小題目，原要寓大意，才算是大才」要「念在口裡倒像有幾千斤重的一個橄欖」似的。所以，作品中的眾多的成功的典型人物，都是一定的階級和傾向的代表，因而也是他們時代的思想的代表。比如賈政、薛寶釵、探春這一類人物和賈赦、賈珍、賈璉、賈蓉、賈芹、薛蟠這一類人物都同屬於貴族階級，在他們的身上，都體現了封建貴族階級的階級屬性。但是，在這兩類人物身上卻體現了兩種不同的傾向。賈政、薛寶釵、探春力圖使家道中興，挽回封建貴族階級的無可挽回的沒落的命運；而在賈赦、賈珍、賈璉、薛蟠等人物的身上，所看到的卻是共同的敗家的傾向。而這兩種不同的傾向，又都富有整個封建制度已經瀕臨沒落崩潰的共通的時代特色。不僅這後一類人仗勢倚財、橫引霸道、招謠闖騙、草菅人命、眠花宿柳、偷雞摸狗、聚賭鬥毆、花天酒地、暴戾恣睢、無惡不作，尤其是在倫理道德上敗壞到了極點，完全是封建階級已經到了末期的垮掉了的一代的形象。就是象賈政、薛寶釵、探春、王熙鳳這樣的人，也都「只是真正的主角已經死去了的那種世界制度的丑角」。６象賈政那樣念念不忘「皇恩祖德」，一心只想維持這個貴族家庭的「功名奕世，富貴流傳」的封建正統人物，由於他的迂酸腐朽、庸碌無能而又妄圖使家道中興，固然使人感到非常可笑；就是象「都知愛慕此生才」的王熙鳳，「才智清明志自高」的探春、寶釵，也因他們「生於末世運偏消」，她們在大觀園所進行的「興利除弊」的改革中所顯示的才能，也只不過是對她們的一種諷刺。
由於典型人物「是一定的階級和傾向的代表，因而也是他們時代的一定思想的代表」，於是，流行著一種幾乎是人所公認的見解：似乎典型性等於普遍性，似乎一個典型人物所概括的生活愈帶普遍性就愈有代表性，因而就愈具典型性。很多同志在強調這一問題的時候，都津津樂道地引證別林斯基的關於典型的這樣的公式：「在典型裡，是兩個極端——普遍和特殊——的有機的融和底成功。典型人物是一整類人的代表，是很多對象的普通名詞，卻以專有名詞表現出來」。７「每個典型都是一個熟識的陌生人」８別林斯基是偉大的革命民主主義的文藝評論家，他在這樣的公式中以生動的語言所強調的共性和個性的有機的統一的見解是非常精闢的。他把典型性和「普遍」、「普通」、「熟識」等同起來，把典型人物的典型性看作他所代表的普遍性，在通常的情況下也是正確的。《紅樓夢》中的眾多的典型人物很明顯地都是「用專有名詞表現出來的普通名詞」，都是「熟識的陌生人」。但是，這樣的公式是否適用於《紅樓夢》的主人公林黛玉、賈寶玉呢?我的回答卻是否定的。像林黛玉和賈寶玉這樣的典型人物，不僅他們的個性是獨特的，他們的典型性在曹雪芹所處的時代，也不是普遍的，而是罕見的；不是普通的，而是特殊的；不是熟識的，而是新奇的。他們都是「專有名詞」，但卻不是以「專有名詞」表現出來的「普通名詞」；他們都是陌生人，但卻不是熟識的陌生人。然而由於他們代表著正在萌芽和發展中的新的生產關係和新的社會力量，他們卻是反映了時代的本質特徵和代表著歷史發展方向的巨大典型。這樣的典型的階級屬性、思想實質，時代特徵以及這樣的典型所賴以產生的典型環境，都遠非一目瞭然的，而是非常複雜的。因而人們在這些問題上的看法也就非常分歧，鬥爭也就更加尖銳。可是，卻正是在這裡顯示了曹雪芹在典型創造上的重大突破、特殊貢獻和卓越才能，這是非常值得我們重視和研究的。
賈寶玉是曹雪芹嘔心嚦血塑造的傾注了作者全部同情和理想的典型形象，關於賈寶玉的叛逆性格這種新奇、罕見的特點，曹雪芹在賈寶玉出場以前就進行過多次的喻示和渲染，作者製造了一個荒誕不稽的神話，說他是青峰埂下的一塊無才補天的頑石。這塊頑石就是賈寶玉口中的那塊寶玉。所謂賈寶玉者，假寶玉——頑石也。曹雪芹的這種神話，就是暗示和強調的賈寶玉所具有的出奇的傲世逆俗的叛逆精神。作者從神化世界轉到現實世界，並在甄士隱出家去了，真事已經隱去，用假語村言來正式鋪陳《紅樓夢》的時候，他又通過賈雨村這個為他鞭撻最力的反面人物來把賈寶玉的出奇的叛逆特點再強調了一次。賈雨村把「堯、舜、禹、湯、文、武、周、召、孔、孟、董、韓、程、朱、張」等封建道統人物說成是「秉天地之正氣」的「修治天下」的「大仁者」。把寶玉說成是所餘秀氣和邪氣「兩賦而來」之人，賈雨村還舉出了一大批古人來作為寶玉的同類。賈雨村如此吹捧封建道統人物，如此貶低寶玉及與寶玉同類的一批古人，這完全符合這個利慾熏心，趨炎附勢、卑鄙無恥而又故作正經的封建官僚的思想，性格和身份的。但是，從他把寶玉來和封建道統人物所作的比較和褒貶中，不僅恰恰說明了賈寶玉是離經叛道的人物，而且是如賈雨村所說的「其乖僻邪謬不近人情之態在萬萬人之下」的罕見的新奇的叛逆人物。曹雪芹似乎嫌他對寶玉的這種出奇的叛逆性格所作的這種轉彎抹角的暗喻還不夠，因此，在寶玉正式出場時，曹雪芹乾脆自己站出來用兩首詞對寶玉的性格作了一個概括的介紹，詞曰：
無故尋愁覓恨，有時似傻如狂，縱然生得好皮囊，腹內原來草莽。潦倒不通庶務，愚頑怕讀文章，行為偏僻性乖張，那管世人誹謗。
富貴不知樂業，貧窮難耐淒涼，可憐辜負好時光，於國於家無望。天下無能第一，古今不肖無雙，寄言紈褲與膏粱，莫效此兒形狀。
這兩詞看起來是對賈寶玉的貶，實際上是表現了曹雪芹對寶玉的叛逆性格的抑制不住的同情和讚美。所謂「潦倒不通庶務」，無非是說寶玉不會講究「世途經濟」；所謂「愚頑怕讀文章」，無非是說寶玉厭惡以程朱理學作教條的那些八股時文；所謂「富貴不知樂業，貧窮難耐淒涼」，無非是說賈寶玉不能恪守「貧而樂、富而好禮」的說教；所謂「乖張」、「不肖」，無非是說他對封建正統思想和封建制度的叛逆；所謂「傻」、「狂」，無非是說他具有不為世俗所瞭解的離經叛道的性格。是的，這兩首詞之所以要寓褒於貶，就在於這兩首詞所同情和讚美的寶玉的這種叛逆性格，在當時是罕見的，新奇的，不為世俗所理解的。因此，這兩首詞也是學著世俗口吻對世俗的觀念進行尖銳的諷刺，並藉以引起人們對賈寶玉的這種叛逆性格的注意。
新舊紅學派最根本的錯誤之一，就在於完全無視曹雪芹所強調的賈寶玉的這種叛逆性格。「四人幫」所控制的《紅樓夢》研究，比新舊紅學派走得更遠。一篇經由姚文元審閱並指定在邦刊《學習與批判》上發表的名為《評〈紅樓夢〉》的文章，只看在賈寶玉身上的那些在當時是普遍的、普通的、熟識的貴族階級的劣根性，完全看不見寶玉叛逆性格中的那些罕見的然而卻是新興的東西，竟然給寶玉戴上了「垂死階級的代表」的大帽子，說什麼賈寶玉「提不出任何新的東西與舊的東西相對抗」，「更不能代表新的階級力量向封建制度發起進攻，而只能是作為垂死階級的代表起來反對現存制度，或者說得更確切些，反對現存制度的新形式，這才是他們的悲劇的真正根源」。９
《評紅》在這裡把馬克思給拉薩爾的批判他的歷史悲劇《弗蘭茨·馮·濟金根》的信中，用以指出濟金根覆滅的悲劇的真正根源的一段話，拿來硬套在賈寶玉的身上是非常荒謬的。馬克思指出濟金根是垂死階級的代表，那是因為濟金根所代表的騎士階級所要求建立的「以君主為首的貴族民主制」，「是屬於最原始的社會形態中的一種形態」。濟金根所反對的現有制度正是封建等級制度，而「封建等級制度顯然已經是更高的階段了，所以純碎的貴族民主制，在十六世紀的德國是不可能的事」。十所以馬克思批判了拉薩爾從他的機會主義路線出發而對濟金根的美化，尖銳地指出濟金根的反動的垂死的階級本質，才是造成他的悲劇的真正根源。這就一針見血地揭露了拉薩爾的機會主義面目。《評紅》的作者借用馬克思的這段話來把賈寶玉宣佈為垂死階級的代表，這實際上是說瀕臨沒落崩潰的封建制度，比賈寶玉的代表新興的階級力量的民主主義理想還要先進，這實際上是把曹雪芹和他的《紅樓夢》及其主人公賈寶玉通通宣佈為是反動的，從根本上否定了《紅樓夢》存在的價值。
恩格斯說：「每一歷史時期的人的觀念和思想」「完全由這一時期的生活的經濟條件以及由此所決定的社會關係來說明」，⑾我們也必須從《紅樓夢》產生的時代的經濟條件以及由此而決定的社會關係去對寶、黛和寶、黛愛情中所包含的觀念和思想作科學的解釋。
《紅樓夢》產生在封建社會的最後一個王朝的所謂「乾隆盛世」。這一時期的「鼎盛」「繁榮」，只不過是「昏慘慘似燈將盡」前的迴光返照，而實際上早已處於危機四伏，面臨著「忽喇喇似大廈傾」的徹底沒落崩潰的前夕。其中最重要的標誌就是資本主義勢力有了進一步的發展。曹雪芹和他的世家與資本主義勢力都不無關係。曹雪芹的祖父曹寅、父親曹俯都做過江寧織造，曹家和曹的至親李家，還先後兼任淮鹽政並分管漕運，往返於揚、蘇、常、杭、松、嘉、湖等工商業重要城鎮之間，並經常和這些地方的具有資本主義性質的工商業打交道。曹雪芹幼年時期就生活在南京和揚州，這種新興的資本主義經濟及其在觀念形態上的表現對曹雪芹無疑會有很大影響，再加以清代的一些自覺不自覺的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新興的經濟和階級的發展要求的思想家如黃宗羲、顧炎武、王夫之、戴震等，又都對曹雪芹有過很大的影響。所有這些，都使得曹雪芹能認識到自己出身的階級的腐朽和沒落，成為貴族階級的叛逆者，成為了反映正在萌芽和急速發展著的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要求的民主主義思想家。因而他能奮掃著如椽的大筆，將這一切、包括他的理想和希望，熔鑄到寶、黛尤其是寶玉的叛逆形象裡。寶、黛這一對典型形象的共通的根本特徵，就在於在他們的作為封建貴族階級的叛逆性格裡，不僅已經滲透著了正在萌芽和發展中的新的生產關係，新的社會力量變革封建制度的歷史要求，而且正是這種萌芽和發展中的生產關係和新的社會力量，是寶、黛性格中的新的觀念的最根本的社會原因。由此可見，《評紅》所說賈寶玉「提不出任何新的東西來與舊的東西相對抗」，是不符合賈寶玉的叛逆性格的實際的。誠然，在賈寶玉的叛逆性格裡，無庸諱言地有著極為明顯的貴族階級的劣根性，可是，賈寶玉卻不是以他的貴族階級的劣根性來與「舊的東西相對抗」，而是以曹雪芹所處時代的新的經濟和新的社會力量所要求的「新的東西來與舊的東西相對抗」。請看：
賈寶玉明確地要求男女平等，反對封建社會的男尊女卑，說：「天地間靈淑之氣只鍾於女子，男兒們不過是些渣滓濁沫而已。他無視封建等級制度，不滿封建權貴，最討厭賈雨村這樣的無恥官僚政客，對元妃加封賢德妃，「賈府上下莫不歡天喜地」，「獨他一人視有如無，毫不曾介意」。他自己在奴隸面前不拿主子的架子，能以較平等的態度對待奴隸，正如興兒所說：「見了我後，喜歡時，沒上沒下……沒人怕他，只管隨便，都過得去。」他仇視鉗制思想、戕殺個性的科舉制度。罵那些熱衷於功名利祿的人是「沽名釣譽之徒」，「國賊祿鬼之流」攻擊八股時文「不過是後人餌名釣祿之階」。他反對封建制度和封建禮教，把程朱理學之類的書說成是「杜撰」，付之一炬。甚至把「文死諫、武死戰」「君子殺身以成仁」這一套封建最高道德標準都說成只不過是鬚眉濁物貪圖名節的胡鬧。他不僅同情貴族婦女們深受封建禮教摧殘的不幸遭遇，他更熱烈地同情奴隸們所遭受的殘酷壓迫，支持奴隸們所進行的反迫害的鬥爭。而他自己則為追求姻婚自主，為了木石前盟而鬥爭了一生。所有這些都說明，在賈寶玉的叛逆性格裡，具有要求個性解放、婚姻自主、自由平等的初步的民主主義思想。這種民主主義精神不可能屬於已經沒落腐朽了的封建貴族階級，而是隨著資本主義這種新的生產關係而產生的新的社會意識形態。賈寶玉正是以這種前所未有的新的東西來與舊的東西相對抗，他才可能表現出對封建制度、封建禮教、封建正統思想的全面的叛逆。這種新人雖然在曹雪芹的時代是新奇的而不是熟識的，是特殊的而不是普通的，是罕見的而不是普遍的，但這樣的新人卻反映了生活的本質規律，代表著時代發展的方向，無疑是巨大的不朽的典型。曹雪芹塑造的賈寶玉這樣的新生力量的典型所給予我們的啟示是：對於作家藝術家來說，既要善於以特殊來表現一般，把普通的、一般的、普遍的、熟識的高度統一於「這一個」之中，而且要善於表現那些新奇的、罕見的、特殊的然而卻是代表著時代發展方向的新生事物，塑造出成功的新生力量的典型，這就需要作家，藝術家是先進的思想家，能站在時代的前列，掌握時代的脈膊，對生活有高度的敏感力才行。對評論家來說，不僅要善於看到象賈寶玉這樣的典型身上所存在的屬於貴族階級那種普通的、一般的階級烙印，還要善於看到在他們身上體現出來的罕見的、新奇的然而卻是代表了新興的經濟和階級力量的東西，從而準確地判斷寶、黛這對典型形象的階級屬性、思想實質和時代特徵。這就需要評論家堅持馬克思主義的觀點，既要由這一時期的經濟條件，還要進而由此而決定的社會關係來說明。這種社會關係在《紅樓夢》中的反映就是寶、黛這樣的典型人物所賴以產生的典型環境。因此必須十分注意對《紅樓夢》的典型環境的分析。
二
我們在談論典型環境的時候，必須明確恩格斯在《致瑪·哈克奈斯》的信中所強調的典型環境是典型人物的典型環境，即是說是典型人物賴以產生、成長和發展並「促使他們行動的環境」。一方面，我們絕不能把典型環境僅僅理解為是局部環境。在哈克奈斯的《城市姑娘》中「工人群眾是以消極群眾的形象出現的，他們不能自助，甚至沒有表現出(作出)任何企圖自助的努力」，從作品的主人公耐麗所生活的倫敦東頭來看，「任何地方的工人群眾都不像倫敦東頭的工人群眾那樣不積極地反抗，那樣消極地屈從於命運，那樣遲鈍」，因而恩格斯認為作品中的耐麗等人物「就他們本身而言，是夠典型的」，但是，恩格斯為什麼又批評《城市姑娘》「不是充分現實的」呢?關鍵就在於「環繞著這些人物並促使他們行動的環境」「不是那樣典型」的。為什麼不典型呢?因為既然工人階級早已作為獨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歷史舞台，馬克思主義早已廣泛傳播，在這樣的情況下，不從當時的總的歷史潮流和階級關係、階級鬥爭的總形勢去寫促使人物行動的典型環境，而是從暫時還是「那樣消極地屈從於命運」的倫敦東頭工人區作為促使小說人物行動的環境，這樣的環境當然就是不典型的。這就只可能把工人階級寫成「消極的群眾形象」。所以，典型環境應該是時代發展的總趨勢和階級關係、階級鬥爭的總形勢。
另方面，我們又必須看到既然典型環境是典型人物的典型環境，那麼，時代發展的總趨勢和階級鬥爭的總形勢是通過環繞著典型人物並促使典型人物行動的具體環境體現出來的，這就是說，時代的總趨勢和階級關係、階級鬥爭的總形勢是通過作品中人與人之間的錯綜複雜的關係及其矛盾和鬥爭體現出來的。這樣，典型人物所賴以產生和形成的典型環境也必須是共性和個性的高度統一。
本著這樣的觀點，在關於象寶、黛這樣的典型人物所賴以形成的典型環境的問題上，我不同意近二十多年來一直流行的這樣的看法：就是過分強調什麼「內幃」、什麼「女性世界」、什麼「大觀園女兒國」對寶玉叛逆性格的成長作用。說什麼「沒有大觀園的生活環境，沒有賈寶玉的被賈母驕養在內幃的特殊的條件，沒有從貴族小姐到年輕丫頭的各種思想感情、生活遭遇的培植和熏陶，何由產生賈寶玉這樣的性格特點?」⑿為什麼大觀園女兒國對形成賈寶玉的叛逆性格會有這樣大的作用呢?據說「大觀園女兒國中的女兒們是「世界上最純潔的人」，她們具有「優美的靈魂」，⒀使他「受到了深切的熏陶」。這種觀點是不能令人同意的。我們認為大觀園內的女性世界很不純潔，那些女兒們的靈魂也並不都很優美。薛寶釵是一個骯髒的封建衛道者；襲人是被封建統治者收買了的可恥的奴才；探春、史湘雲、李紈、惜春，無不具有醜惡的封建正統思想。如果賈寶玉「混跡內幃」，對他的叛逆性格的成長和發展有這麼大的作用，那麼我們就要問：為什麼那些身為女兒國的成員的主子們，雖然都是「薄命司」的人物，卻除黛玉以外，都不具有叛逆性格?其實大觀園女兒國有有利於寶玉的叛逆性格發展的一面，也有不利於賈寶玉的叛逆性格發展的一面。首先，這個大觀園的女兒國就限制了他的生活視野，賈寶玉只要走出大觀園總是表現出無比的欣喜。就是到了鐵檻寺這樣的地方，也總是希望能夠住一些時候再回去，偶然有機會去郊外看見一架紡車更感到無比希奇。能與秦鍾這樣的人接近，他也說：「早得與他交接，也不枉生了一世」。賈府的圍牆，賈寶玉所混跡的「內幃」，實際是限制他的生活視野的鐵幕。無怪乎他也要發出這樣的詛咒：「我只恨天天圈在家裡，一點兒不得主，行動就有人知道，不是這個攔，就是那個勸的，能說不能行」。其次，女兒國的那些姑娘、奴隸、奴才，也不全是給予寶玉以好的影響。雖然寶玉對薛寶釵、史湘雲的「混賬話」，他能擋回去，但他對襲人對他的叛逆性格的情切切的嬌嗔箴規卻是答應「都改，都改」的。
我們認為，使賈寶玉、林黛玉的叛逆性格成長髮展的典型環境，是賈府內外特定的階級關係和階級鬥爭的總形勢。在封建社會末期，賈寶玉所看到的統治階級的墮落腐朽，他所切身感到的封建制度、封建禮教對他的束縛和壓力，他所看到的奴隸們的悲慘遭遇、奴隸對主子的反抗和鬥爭，統治階級內部的鬥爭，寶玉和柳湘蓮、蔣玉菡等帶有市民氣質的人的交往，他所接觸的反封建的文學作品如《西廂記》、《牡丹亭》等等，都是他的叛逆性格得以形成的重要因素。他的遭遇，他在血淋淋的階級鬥爭中所看到的那些被統治階級虐殺的「屈死鬼」，對他的叛逆性格的形成和發展更有著決定性的作用。趙姨娘對他所使的「厭勝之術」幾乎要了他的性命，讓他去與無常覿面；因為他和琪官這樣的具有自由思想和性格的人交往，賈政就幾乎將他活活打死。對他的殘害愈深，他就反抗愈烈。賈政的毒打不僅沒有阻止他的叛逆性格的發展，而且使他更加下定了叛逆的決心：「我便為這些人死了，也是心甘情願的」。自此以後，他因「素日就懶與士大夫諸男子接談，又最厭峨冠禮服賀吊往還等事」，「不但將親戚朋友一概杜絕了，而且連家庭中晨昏定省、一發都隨他的便了……或如寶釵輩有時見機勸導，反生起氣來，只說，好好的一個清白女子，也學了釣名沽譽，入了國賊祿鬼之流」。這就是他對賈政的笞撻的回答。秦可卿是賈珍這樣的衣冠禽獸的犧牲品，秦可卿的死，使他對統治階級的罪惡有所覺察和認識，「只覺心中似戮了一刀的，不覺哇的一聲，直噴出一口血來」。金釧兒因和他的一句玩笑話，就被王夫人虐殺，賈寶玉更是「心內早已五內摧傷」，「恨不得也亡命身殞。」尤三姐被封建制度奪去了生命以後，王熙鳳又演出了弄小巧逼尤二姐吞金自殺的慘絕人寰的悲劇，給予寶玉的刺激也很大。他的「病越發重了，接接連連閒愁胡恨，一重不了一重，弄得情色若癡，言語常亂，似染怔忡之病。」在這裡，賈寶玉已把這些無辜少女被殘殺的悲愁與對統治階級罪惡的忿恨交織在一起了。尤其是與寶玉意氣相投、感情深篤的晴雯竟又平白無辜地慘死在王夫人的血手下，這對寶玉更是「雷嗔電怒」般的打擊。他對晴雯的死，已經是憤怒多於悲傷，並開始用深沉的思索來代替痛苦的哀愁了。是的，寶玉在反覆地思考著，究竟「晴雯犯了什麼彌天大罪?」為什麼「王夫人所責之事，皆系平日私語，一字不爽」?想來想去，晴雯唯一的罪過就是「她過餘生得好了，反被這個好帶累了。」因為「好」就要被虐殺，「鷹鷙翻遭罦罬；附圖 (連結)蘭竟被芟鋤」，這是什麼世道?賈寶玉不僅由此對封建階級的罪惡有了進一步的認識，而且對他身邊這個「出了名的至善至賢的」襲人也懷疑起來了。「諑謠謑詬，出自屏幃；荊棘蓬榛，蔓延戶牖」「毀詖奴之口，討豈從寬?剖悍婦之心，忿尤未釋!」賈寶玉就是這樣在血淋淋的階級鬥爭中眼睜睜地看到了一個個善良無辜的青年婦女，都成了貴族統治階級血手下的「屈死鬼」，在血和淚中加深了對奴隸們的悲慘的同情，認識到封建統治階級的罪惡太多了，太腐朽了，使得他對這個階級完全失望了，因此，他不僅呼吸到而且領會到了他所生活的這個封建貴族家庭、封建貴族階級必然沒落的「悲涼之霧」，這就使得他在背叛的道路上越走越遠了。所以魯迅說：「頹運方至，變故漸多，寶玉在繁華豐厚中，且亦屢與『無常』覿面，先有可卿自經；秦鍾夭逝，自又中父妾厭勝之術，幾死；繼以金釧投井，尤二姐吞金，而所愛之待兒晴雯又被遣，隨歿。悲涼之霧，遍被華林，然呼吸而領會之者，獨寶玉而己」。⒁魯迅在這裡一針見血地指出了寶、黛叛逆性格形成的最根本的原因。
如果說寶玉所「呼吸而領會之」的「遍被華林」的「悲涼之霧」，正是寶、黛這樣的典型性格的典型環境的話，那麼，寶、釵、黛的愛情婚姻糾葛和由此而涉及的全部人和事的錯綜複雜的關係及其矛盾和鬥爭，則是寶、黛的典型環境的核心。因此，要研究寶黛這樣的典型性格及其所賴以產生和形成的典型環境，就離不開研究寶、黛的愛情悲劇和寶、釵、黛的婚姻戀愛糾葛。可是，在「四人幫」橫行期間，寶、黛和寶、黛的愛情悲劇竟然成了《紅樓夢》研究中的禁區，離開寶、黛和寶、黛的愛情悲劇，還談得到什麼曹雪芹在《紅樓夢》中所創造的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
我們明確地認為：寶、黛是《紅樓夢》的主人公，以寶、黛愛情悲劇為中心線索的封建貴族家庭生活是《紅樓夢》的題材。封建制度的無可挽回的必然沒落崩潰則是《紅樓夢》的主題。我們在《紅樓夢》研究中，尤其在對《紅樓夢》的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的研究中，之所以非常重視對寶、黛和寶、黛的愛情悲劇，就在於正如馬克思所說：「人是環境教育的產物」，而「環境正是由人來改變的」。⒂寶、黛和寶、黛的愛情悲劇都是在《紅樓夢》所創造的特定的典型環境中產生和發展的，同時又改變著這種典型環境。因此，寶、黛的愛情悲劇不僅是寶、黛的典型性格發展的主要歷史，而且寶、黛的愛情悲劇，寶、釵、黛的婚姻愛情糾葛以及由此而涉及的全部人和事的關係、矛盾和鬥爭才真正構成為寶、黛的典型環境的中心，它集中地反映了曹雪芹所處時代發展的總趨勢和階級關係、階級鬥爭的總形勢。正是從這裡顯示了曹雪芹所描寫的典型環境也是共性和個性的有機統一。
寶玉和寶釵的所謂金玉良緣，是典型的封建包辦婚姻。在封建社會裡，在婚姻問題上「起決定作用的是家世的利益，而不是個人的意願。在這種條件下，關於婚姻問題的最後決定權，怎能屬於愛情呢?」⒃寶、釵之間沒有共同的思想基礎，更無真正的愛情。賈府的統治者選中寶釵作寶玉的妻子，不僅因為薛家的「門弟」、「根基家當」都和賈家配得上，更主要的還在於寶釵本人是「安分隨時」、「端莊賢淑」「輕言寡語」而又容貌美麗的封建淑女，完全符合作寶二奶奶的標準：首先，她完全是封建衛道人物，她聽見探春把朱熹的著作說成是「虛比浮詞」，馬上就擺出一付衛道者的面孔教訓探春：「把朱子都看虛了，你再出去見了那些利弊大事，越發連孔子都看虛了!」她還這樣規箴史湘云：「還是紡織針黹是你我的本等。」她聽見林黛玉在行酒令時說了《牡丹亭》、《西廂記》中的詩句，就一本正經地告誡林黛玉：「咱們女孩兒家不認字的倒好……偏又認得幾個字，既認得了字，不過揀那正經書看也罷了，最怕見些雜書，移了性情，就不可救了。」她甚至更進一步向寶玉和黛玉說：「女子無才便是德，總以真靜為主，女工還是第二件」。其次，她是熱衷於功名利祿的國賊祿鬼，她曾賦詩言志：「好風憑借力，送我上青雲」，她是為了競選到宮中「作公主郡主入學陪侍，充作才人讚善之職」而到京都來的。在她到宮中的希望落空以後，便希望能夠得到寶二奶奶的位置。像她這樣的詁名釣譽之徒，在「婦以夫榮」的封建社會裡，她為了得到王花誥封，因而她不怕受搶白，不怕碰釘子，一而再、再而三地勸告寶玉走立身揚名、金殿對策的道路，就毫不足怪了。第三，她表面上是那樣地「莊重典雅」、「溫厚賢良」，而在實際上卻「心如城府之嚴」，奉行「不關己得不開口，一問搖頭三不知」的市劊哲學。王夫人逼死金釧兒以後，薛寶釵競為王夫人開脫罪責，說什麼金釧兒「並不是睹氣投井」，而是「失了腳掉下去的。」若是投井自殺的，「也不過是糊塗人，也不可惜」。這就更加暴露了薛寶釵這個封建衛道人物的本質。像這樣的薛寶釵，在賈府的統治者們看來，況是「心胸兒、脾氣兒、真是百里挑一的」，說什麼把她聘為賈寶玉的妻子「怎麼不斀?婆不痛，家裡上上下下的不賓服呢?」於是，賈薛二府的統治者們，在製造了「金玉良緣」的種種神話以後，便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再加上「掉包兒」的奇謀，強行把寶玉和寶釵結合在一起。妄圖用這種封建包辦婚姻來箝制和扼殺寶玉的叛逆性格。寶玉對這樣的封建包辦的「金玉良緣」是堅決反對的。他多次要砸碎那塊象徵「金玉良緣」的寶玉，忿恨地說：「什麼勞什子!我砸了你就完了事了!」就是在睡夢中他也不忘喊罵：「什麼金玉良緣，我偏說木石姻緣」。
是的，寶玉竭盡全力追求的是「木石姻緣」。同寶玉「日則同行同坐，夜則同止同息」、一道「耳鬢斯磨」長大的林黛玉，和寶玉一樣具有為世俗所不容的叛逆性格。她出身在資本主義經濟比較繁榮的蘇州，自小父母雙死，「原是無依無靠投奔了來的」。無家的哀愁，孤苦的身世，使她在這個看起來笑語溫存而實際上機心四伏的賈府裡，經常產生著難耐的寄人籬下的悲痛：「一年三百六十日，風刀霜劍嚴相逼」。正是她所生活的這種有如「風刀霜劍」的險惡環境，逼使著這位有如「落花」一樣「薄命」的貴族少女，頑強地發展著她對封建禮教、封建制度的叛逆精神。她根本不把那些所謂的有益的「正經書」放在心上，而是和寶玉一樣，對那些「古今小說」「傳奇角本」，尤其是《西廂記》、《牡丹亭》之類的書，「越看越愛」，看得來「心痛神馳」、「如醉如癡」。她無視「女子無才便是德」的說教，偏要持才自傲，專在「才」上爭強好勝。她十分鄙棄讀書做官的道路，從不曾說那些勸寶玉立身揚名的「混賬話」。在婚姻戀愛問題上，她更是置封建教於不顧，對婚配對像大膽地進行選擇。她對她所生活的賈府這個齷齪的環境，更是不肯「安分隨時」，而是「孤高自許，目下無塵。」對這個封建大家庭的卑污庸俗進行辛辣的攻擊和諷刺，即使封建制度把她摧殘致死，她也不願妥協：「天盡頭，何處有香丘」「質本潔來還潔去，不叫污淖陷渠溝」。林黛玉在生活中所遇到的唯一的知已，是具有叛逆性格的賈寶玉。他們在共同的叛逆的基礎上產生了愛情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可見，寶、釵、黛之間的婚姻愛情糾葛，絕不是那種風月筆墨所描寫的極其低劣的三角戀愛關係。恩格斯說：「在社會的一切舊有的聯繫已經鬆弛，而一切因襲的觀念已經動搖的時候」，「正在興起的資產階級，特別是在現有制度最受動搖的新教國家裡」，「由愛情而結合的婚姻，被宣佈為人的權利」。⒄「木石前盟」和「金玉良緣」之間的鬥爭，實際上是在封建社會末期，作為新興的階級力量的代表的寶、黛要求由愛情而結合的婚姻的人的權利反對封建婚姻制度的鬥爭。封建統治階級對寶、黛這種新興的愛情關係當然十分驚恐，必然要千方百計地進行絞殺、扼制和鎮壓。在追索琪官的事件發生以後，賈政害怕寶玉的叛逆性格發展到「弒父弒君」的地步，競企圖親自用繩索和大板來結束寶玉的生命。王夫人也用抄檢大觀園這樣的暴力行動來剪除在寶玉身邊的可能助長寶玉的叛逆性格成長的富有反抗性的晴雯等丫頭。他們更多採用的是情切切的軟化和規箴。在寶玉遭到殘酷鎮壓以後，襲人這個無恥的奴才，對自己被寶玉佔有不以為恥，而對寶玉的戀愛卻怕「壞了二爺一生的聲名品行」，競跑到王夫人處對寶玉的愛情告密，王夫人聽了以後，「心下越發感愛襲人，笑道：「我的兒……我索性就把他交給你了。你好夕留點心兒……自然不辜負你。」王夫人賡即把襲人提到姨娘的地位，和對周姨娘、趙姨娘一樣，每月給襲人二兩銀子一弔錢的月例。自此，襲人便完全為封建統治者負擔起了對寶玉進行軟化規箴和監視寶、黛愛情發展的任務。當他們的軟硬兩手都不能湊效的時候，他們便製造了更為險惡的陰謀，用「掉包兒」的辦法哄騙寶玉和寶釵結婚。賈母和王夫人從襲人口中明明知道寶、黛相依為命，黛玉為與寶玉的婚事而命在垂危，寶玉也在病中，這樣做不僅醫不好寶玉的病而且馬上就會斷送黛玉的性命，但是賈母卻冷冷地說「林丫頭倒沒有什麼」。在林黛玉將死以前，賈母到床前去看她，賈母冷酷地說黛玉愛寶玉的「心病也是斷斷有不得的，林丫頭若不是這個病呢，我任憑花多少錢都使得，就是這個病，不但治不好，我也沒心腸了。」賈母為了統治階級的利益，為了賈府家世的利益，就是這樣親自戕殺了這個曾經被她「抱住，摟入懷中心肝兒肉叫著大哭」的外孫女的生命。這批殘酷的封建統治人物，雖然用陰謀作成了「金玉良緣」，但是卻永遠征服不了賈寶玉這個叛逆者的心。賈寶玉終於懷著他和黛玉的愛情失敗的深沉的悲痛而出走了。薛寶釵這個封建衛道者和寶、黛這一對封建叛逆者都成了封建制度、封建禮教的犧牲品。曹雪芹就是這樣通過寶、黛愛情悲劇的描寫，不僅成功地塑造了寶、黛這兩個不朽的典型和這樣的典型賴以形成的典型環境，而且充分地暴露了封建制度、封建禮教的吃人本質，暴露了封建統治階級的罪惡，反映了封建統治階級的分崩離析，顯示了封建社會的必然沒落崩潰，出色地完成了通過這一愛情悲劇為中心線索的題材所要揭示的主題。
我們從曹雪芹在寶、黛和寶、黛愛情悲劇的描寫中所看到的他在典型創造上的卓越的才能，成功的經驗，巨大的貢獻，都很值得我們研究和重視。